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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化】写在段文杰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时间:2017-08-25 来源:未知 作者:八千年文化 点击:
   

用百年修行守护莫高千年“魂

——写在段文杰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文 / 陈旻

 

       题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诗人艾青

 

 “黄鱼敞篷货车开起来轰隆隆地响。摇晃颠簸。在平原,山谷,村庄,小镇之间穿越的速度及空间换转。和那些乡下人一样,蜷在车厢一角的我父亲把衣服塞在脖子底下睡觉。一场倾盆大雨把车困在了‘水帘’中,炸响的雷电仿佛就在头顶,惊人心魄。雨下了足足半个钟头。雨毕。父亲赶紧打开随身携带的被雨水浇透了的藤编手提箱,一下子呆住了——一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书法作品被雨水淋化了。这可是他的恩师、校长潘天寿先生写给他的字啊!目睹湿淋淋的宣纸上墨汁黑花一片,我父亲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这是1945年夏天的事,它一直是我父亲心头的遗憾。”

在兰州一栋老式矮楼的一套普通民居里,已故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老先生之子段兼善先生一边跟笔者讲述他父亲的亲历,一边把头侧向客厅一角白色小方几上端座的一尊雕像,深情地看着。“这是我父亲。这尊雕像是雕塑《黄河母亲》的著名女雕塑家何鄂的作品。”雕像展现的样子是段文杰先生的半身像。身着西装革履打领带的段先生,正微微地笑着,平静,坦然,好像刚刚走出家门,到他工作了六十年的敦煌研究院去上班。

我仰视雕像。素怀敬重。

因此前在敦煌莫高窟展览馆看过一些宣传内容并阅读过一些书籍,对段文杰先生的大名早有耳闻,对段老的卓越功绩甚是仰慕。一直有想拜访段先生亲人的念想。缘分来袭。就在今年5月底,我得到非遗敦煌彩塑技艺代表传承人、敦煌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杜永卫老师引荐,拜见到段文杰老先生之子段兼善先生。

 

 

73岁的段兼善先生精神矍铄,戴一副近视镜,头上的那顶画家帽,把他画家的风范彰显出来。身穿一件深灰色小翻领拉链夹克衫和一条藏蓝色牛仔裤,传统文化人的打扮,非常有亲和力。他是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甘肃画院副院长、甘肃省美协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常委。虽是艺术界名人,却并无“大腕”架子。段先生为我端水沏茶,剥香蕉皮。态度和蔼,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没有一点名人常有的清高和傲气。当得知我刚刚下飞机又急匆匆坐了近一个小时的车才赶到他家时,他一再表示歉意。一个在专业领域里有水平的艺术家,依旧保持着这种质朴的对人尊重对事认真的性情,这是段先生带给我的美好印象。

经过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我开门见山请求段先生聊聊段文杰老先生的故事,最好是那些生活中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好啊!”段先生很愉快地接受了我这个请求。录音笔也开始了它的记录工作。

 “我的父亲1917年8月23日出生在四川绵阳丰谷镇。父亲出生的地方,是四川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有羊肠小道,有陈旧房舍。爷爷奶奶的家虽然已陈旧不堪,但是祖辈生活在里面,日子一样欢喜深浓。奶奶习惯早起。天未亮就开始忙着各种活计。她和那个年代的每一个农村妇女一样,勤劳周转,有做不完的家事。我的父亲被耳融目染,从小就学会了烧饭,养猪喂鸡,帮父母分担农活。故乡儒雅,那些山花,那些集市,那些渡船,那些挑夫,还有被大雨淹没的街道的素描临写,是父亲少年时的最爱。

“父亲是天资聪颖有志向的男子。从小就爱读书,除了课本知识外,还到学校图书馆借书看。他特别喜欢文史,喜欢美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一些新的思想和思维在书籍中都能领略到。他开阔了视野。抗战爆发后,学校组织老师学生,搞抗日宣传活动。作为抗日宣传队的队长,父亲带领宣传队成员去农村,去工厂,去学校宣传抗日保家卫国的思想。三、四十年代,川北的共产党活动比较频繁,父亲所在的蓬溪中学也有地下党的组织,父亲参与搞一些宣传板报,特别是在东北九一八之后,老师跑到东北参加抗日活动。老师爱国的思想和行动,影响了他的一生。

 

 

“父亲自主意识很强,本质上他是个格局远大的人。他选择了自己所走的道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立艺专(五年制国画)。学校抗战时迁址重庆。吕凤子时任校长,林风眠、陈之佛、潘天寿都是大师一级的任课老师。这段艺术的启蒙教育奠定了父亲一生的职业素养。”

来自段兼善先生并不完整的回忆,他的口吻始终是愉快的,带着无需修饰的真诚,自动过滤掉世间的动乱和贫困,只有一种充沛浓烈的情意。

1944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将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带到重庆上清寺做了展览。正在国立艺专学习的段文杰听说此事,他虽经济有限捉襟见肘却毫不犹豫买了参观票。学校在璧山,离重庆市的展览现场很远,他几经周折站在画前,激动异常,心潮澎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艺术世界啊!看到张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后,他着了魔。接下来的一个名叫王子云的考古学者在重庆搞的西北文物展览,又让段文杰的心里再次掀起了巨浪。他,决定去大西北,决定去敦煌! 

人生是由许多小选择组成的,但也会遇到大选择。真正的人生大选择,是一种缺少参照坐标的自我挑战。这实在很难。 段文杰先生命中注定和敦煌艺术结下终身不解之缘。

1945年8月,恰巧有西行的便车,段文杰先生来不及回家告别。来不及告别父亲和母亲,来不及告别妻子龙时英和一岁多的儿子段兼善。

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的家乡。与其他三位同学一起奔赴大西北。这一去,再与家人团聚时,已是十二年后。

他的离别是出自真正的判断和自知。

他乘坐没有车蓬的黄鱼货运车(当地的一种叫法),一路西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所受之苦自不言说。当他们换乘的客运车快要到达洛阳阳平关时,意外发生了——下雨路滑急弯道,客车翻至公路一侧悬崖峭壁下的一处田垄上。乘客滚作一团,惊叫不已。现场一片狼藉。段文杰先生及三个同学在惊吓中从玻璃破碎的车窗口爬出来,浑身是血,索幸没有大碍。雨中待救两个小时。附近的一个县长亲自派车解决了乘客的车辆问题。就这样,段文杰先生带着一丝的忐忑不安继续西行。

 

 

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抵达甘肃省会——兰州。

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眼看着就要抵达目的地敦煌,但由于时局的变化,阻止了段文杰先生前行的脚步。其中有两件事,令段文杰先生不得不暂时驻留在兰州:一是1946年“8.15”抗战胜利,整个兰州城都在搞纪念游行活动,段先生也参与到这个重大的活动中;二是为了保护敦煌壁画及其研究工作,1944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国立敦煌研究所,常书鸿先生任研究所所长,1945年夏天,国民政府又将敦煌研究所撤销。研究所所有成员包括所长常书鸿、董希文、潘洁兹也离开了敦煌到了兰州后各自回到故乡。

“得知这些消息并见到常书鸿所长后,我父亲还是决意留在兰州等待消息。不到敦煌不死心,不见壁画人不归。父亲很固执。与父亲一起的那三位同学这个时候犹豫不决了,最后商议还是放弃到敦煌,于是他们告别了父亲离开兰州返回四川故乡当老师去了。”

在兰州等待的日子,段文杰先生过得并不好。要生存,要活命,要接济家乡的亲人,还不能放弃作画,他必须要有经济来源。几经周折,终于被兰州一家生活服务处接收做了临时工,工作是为一些南来北往的人介绍工作。辛苦挣到不多的薪酬既维持了生计又够买纸、笔和书,保证了不间断地画画学习。

     就这样,段文杰先生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

他在内心感谢之余,却也明白,身处现世,人生的路,要靠自己一步步走去,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终于。在1946年7月,在兰州驻足了近一年的段文杰先生等来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还要办的消息,这个消息足以令他发狂!不久后,常书鸿先生经兰州返敦煌,段文杰先生便与他一起前往敦煌进发。

      “戈壁荒滩,山峰大多是光秃秃的,树木很少,与四川的青山绿水迥异。但在漫长而广袤的河西走廊,也到处散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绿洲,生长着树木和庄稼,而绿洲簇拥着城镇和村落。”——这就是当时段文杰先生眼里的西北之西的风情。

经过六、七天的颠簸,段先生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临风驻足,心潮澎湃。段文杰先生的双脚结结实实地踏上了这块热土。

 

 

魂牵梦萦的敦煌莫高窟没有令段文杰先生失望。

他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洞窟。在洞窟里,段文杰先生惊喜万千:壁画原作比临品更美,美得令人震惊。“哎呀呀,石窟内部辉煌灿烂,石窟外部破破烂烂。一看这个壁画我就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饥不择食,一顿狂吃。”段兼善先生重复了父亲生前曾经给他讲过的这句话,不由地笑了起来。

“后来父亲告诉我,在重庆看到的张大千先生展览的壁画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而身临其境直接面对洞窟内的墙壁,印象完全不一样。那可是原著啊!那是上千年前古代艺术家留下来的原著!十个朝代,每个朝代有它不同的内容和风貌。十个时期,都是很突出的。父亲在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同样也看到了博大精深,数量众多的多艺术精品。但他同时更加心痛:风化脱落、烟熏火燎、手划刀刻……自然与人为的伤害令这些绝世的艺术品逐渐凋零。于是,他暗下决心:要临摹它,要宣传他,要研究它。不能让它再支离破碎了,不能让它再损毁失散了。”

 

 

 

正是在这惊喜和痛心之间,段文杰先生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莫高窟。这一交,就是六十年。

于是,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段文杰先生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这一成绩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创下了第一。四十至六十年代一共临摹壁画400多幅。1948年在南京的壁画展,达100多幅;1951年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壁画展达220多幅,为展会最多艺术品。1947年和1948年,段文杰先生及其同事们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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