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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宝藏的守护者
时间:2019-10-20 来源:未知 作者:八千年 点击:
   

大漠深处,鸣沙山上,敦煌莫高窟静守着延续千年的信仰。

从一九四四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至今,敦煌研究院已经走过70余年的历程,但直到今年才迎来自己的第五位院长赵声良。前四任院长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无一不是扎根大漠数十年,将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代表的,是敦煌这片神迹下千千万万的守护者。

常书鸿:用生命守望敦煌

大漠宝藏的守护者

▲1979年,常书鸿和妻子李承仙在敦煌

1935年的一天,已在巴黎画坛崭露头角的常书鸿无意中在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由伯希和编辑的《敦煌石窟图录》,里面有约400幅敦煌石窟的照片。常书鸿受到很大触动,既然中国有这么伟大的艺术,我们又为何要在法国学习国外的绘画呢?次年,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踏上回国的列车,想要前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困难中的坚守

1942年,常书鸿接受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组建工作。1943年2月,常书鸿一行6人,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开始了第一次敦煌之旅。汽车走到安西县,他们又换乘骆驼。从兰州到敦煌,仅1000多公里路程,6人却走了1个多月。

常书鸿等人坚守石窟,临摹壁画,没有梯架设备,没有照明器材,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90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

生活是异常艰辛的,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时常发生困难。没想到,妻子陈芝秀却因为耐不住艰苦的生活,丢下两个子女离开了。常书鸿悲痛欲绝,策马狂追200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被在玉门找矿的地质工程师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3天后,常书鸿苏醒了,他毅然选择了事业,回到敦煌。14岁的女儿常沙娜用孱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一边读书,一边跟爸爸学临摹,还要照顾爸爸和弟弟。

逆境中再出发

1945年,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撤销,常书鸿几经辛苦建立起来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两名青年工人。他曾在自传中回忆道:“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

常书鸿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给了常书鸿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决定将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解决了经费、编制等问题,甚至还给了一部十轮大卡车。1946年秋天,常书鸿返回敦煌,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并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李承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仍由常书鸿任所长。

在异常艰苦的环境和生活中,常书鸿组织临摹了各时代的代表作和精品,推出了一批优秀临摹品。这些临摹品成为中国美术史、文化史重要的研究资料,曾到过许多国家展览。中国的敦煌研究由此走向世界,常书鸿也被誉为“敦煌艺术的守护神”。

1994年,常书鸿病危时,再三叮嘱家人一定要把他葬在敦煌。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病逝于北京,魂归大漠。

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敦煌

大漠宝藏的守护者

 

1944年,重庆举行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票价高达50元法币一张,仍然一票难求。段文杰当时27岁,还在国立艺专求学,他第一天去看画展就没买到票,第二天专门起了个早跑去买票才得以看成。段文杰后来回忆道:“有人说我是看了那次画展后才被吸引到敦煌来的,事情的确是这样。”

等待与坚守

1946年,段文杰和3个同窗好友从四川老家一路颠簸,风尘仆仆赶到兰州,却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已被撤销,人都走光了。不愿放弃的段文杰执意滞留兰州,期间,他与常书鸿相识。当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恢复,段文杰已在兰州等了近一年。

莫高窟气候恶劣,夏天干热高温,酷暑难耐,冬天风卷黄沙,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工作条件艰苦,用的是土桌、土凳,喝的是宕泉河的碱水,没有大米,少有蔬菜,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交通也极不便利。最初的几年,段文杰等人都住在由马厩改造成的简易房间里。和段文杰同去的人中,有人因为受不了恶劣条件而离开了。此后不断有人来,又有人离开,但段文杰从来没有动过离开敦煌的念头。

辉煌的学术成就

段文杰在国立艺专时受到过良好的绘画教育,他扎实过硬的绘画功底和丰富的学识,很快得到常书鸿的赏识,被任命为研究所的考古组代组长,负责壁画临摹和石窟编号等工作。

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他的代表作之一《都督夫人礼佛图》,原画中人物表情及衣饰都模糊难辨,临摹难度极大。段文杰反复观察考证洞窟中的供养人图像,查阅了大量相关历史资料,并进行了多次实验练习,经过4个月才完成了这幅巨型壁画的临摹。历时3年的莫高窟第285窟临摹,是段文杰主持的敦煌壁画临摹史上第一座整窟原大壁画现状临摹,被誉为与“原窟一模一样”。

在进行敦煌壁画临摹的同时,段文杰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撰写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了个人论文集,并编撰出版了一批近百万字的研究专著。

敦煌研究院成为敦煌研究的中心

1982年,段文杰继常书鸿之后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段文杰在任期间,确立了“保护、研究、弘扬”的六字工作方针,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危崖加固工程,修复了大面积病害壁画和彩塑;并于20世纪80年代在莫高窟设置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全自动气象站和其他的环境检测仪器,对窟区大环境和洞窟内微环境进行监测记录。

同时,段文杰致力于开展大量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我国敦煌学研究开拓了道路。1994年,敦煌研究院主办了“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中国敦煌学者在研究中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展示了中国敦煌学繁荣兴盛的良好局面。

同时,段文杰多次呼吁,希望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能及早回归故里。1997年5月,日本人青山庆示把其父生前用重金购得的8件敦煌文物,亲自送回敦煌研究院。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在敦煌研究院参观后动情地说:“看来,敦煌研究院,是当之无愧的敦煌学研究中心。”

樊锦诗:“敦煌女儿”的爱与守候

大漠宝藏的守护者

 

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座名为“青春”的雕像——一位短发少女拿着草帽,身体微微前倾,迈出去的步伐彰显着年轻人独有的意气风发。这座雕像的原型,便是如今已满头银丝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初入敦煌,情陷其中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父亲对艺术的喜爱感染了她。小时候,樊锦诗不爱说话,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1958年,20岁的樊锦诗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教授的“石窟艺术”是樊锦诗最喜欢的课程之一。

1962年,樊锦诗来到敦煌实习,站在莫高窟前,她立刻被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深深打动。1963年,樊锦诗大学毕业,尽管学校已决定她留校工作,她却放弃了大都市的生活,奔赴大漠深处。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她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后,才确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反差”:交通不便,通讯困难,生活条件艰苦……但长在大都市的樊锦诗硬是坚持了下来,“十几年磨合,我早已习惯了大西北,爱上了莫高窟,把研究石窟、保护石窟当成了一份终生的事业”。

让石窟“老得慢一些”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坚决不能拿去做买卖。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

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樊锦诗却有了新的思考,她希望在满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2003年,莫高窟在国内首创了“旅游预约制”,入洞人数得到控制。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樊锦诗有钱不赚,特傻。可樊锦诗的坚持是有道理的:“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来恒定的小气候环境,我们的试验监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二氧化碳长时间滞留窟内以及窟内相对湿度增加,空气温度上升,都有可能侵蚀壁画。”

樊锦诗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石窟“保重身体”,尽量老得慢一些,争取让它再活1000年。

“数字敦煌”留存千年记忆

限制人数只能治标不治本,既想让更多的人欣赏敦煌的美丽与震撼,又能够保护传承不易的瑰宝,樊锦诗想到了利用现代技术。10年,无数个日夜的坚持与打磨,一部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出炉了,电影放置在洞外,却可以让所有人感受莫高窟洞内的千年惊变之美。

反响初见成效,关于敦煌的数字化进程也加快了。2016年4月,网站“数字敦煌”上线。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电脑的方寸之间欣赏30个经典洞窟、4430m2的壁画。网站摒弃了平板无趣体验,全景漫游使每一个游客如身临其境,形态各异的雕像、繁复神秘的线条都给人无言的震撼。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些历经沧桑的瑰宝在历史的洗礼中流逝,图像能永远留存它们曾经的辉煌。

樊锦诗曾说:“我们没有权利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为了让这份美丽完好地传承下去,从青丝到白发,她一直在奋战。

王旭东:让敦煌变得更“接地气”

大漠宝藏的守护者

 

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王旭东上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是4月初他即将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新闻。王旭东被媒体誉为“敦煌扫地僧”,他的名气或许不如自己的三位前任,但他扎根敦煌近30年,为敦煌文化的发展与推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水利工程师到敦煌守护者

王旭东出生在甘肃农村,那里水源稀缺,日子过得异常艰辛。于是,他高考时填报了兰州大学水文地理与地质工程;毕业后,又毫不犹豫地回到家乡去搞水利。

1991年,敦煌研究院到兰州大学,想招一些学地质工程专业的人,当时王旭东已经是张掖地区水电处的一名技术员,在老师推荐下,他决定到敦煌瞧瞧。

在敦煌,王旭东做起崖体稳定性研究。几个月时间里,他几乎跑遍了莫高窟有壁画彩塑的492个洞窟。日子久了,耳濡目染,他也从心底里产生了解敦煌文化的欲望。“在每个中国人的潜意识里,都有这种热爱传统文化的细胞和基因,就看你能不能把它激活。你可以不会画画,但通过了解这些画,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触动你,会让你由衷地爱上这些古老的文化。”王旭东发现,敦煌石窟不只是土和石头,而是有鲜活生命的。从那时起,这个西北汉子对敦煌文物有了发自内心的敬畏。

保护莫高窟“是在和时间赛跑”

莫高窟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千年来,壁画空鼓、起甲、崖体风化、坍塌等种种自然因素对莫高窟造成了巨大损伤。在王旭东看来,敦煌的“消失”不可阻挡。“莫高窟的壁画、彩塑是泥巴、草、矿物颜料、动物胶制作出来的,都是非常脆弱的,总有一天会消失。我们的保护是在和时间‘赛跑’,希望最大限度地延缓它的‘衰变’。”

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播敦煌文物所承载的文化,成了几代敦煌人面临的问题。

王旭东任职院长期间,进一步推动了樊锦诗提出的“数字敦煌”发展。据报道,目前敦煌研究院完成了150个洞窟的数字化信息采集,已有30个洞窟能在“数字敦煌”网站上免费三维立体呈现。据说,其中的高清图像比到洞窟现场,借着手电筒光看得还要真切。

用更年轻的方式传播敦煌文化

作为年轻一代的“敦煌人”,王旭东想做的不仅仅是保护。近两年,敦煌研究院结合数字、动画等设计了“如是敦煌”“念念敦煌”“星空下阐释敦煌”等多种文创体验课程和公共文化活动,让敦煌变得更加“接地气”。

王旭东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这个时代就要做属于这个时代的事情。敦煌是属于世界的文化遗产,当代敦煌人的使命是既要保护好敦煌,也要让世界更好地研究和了解它。”

201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文化创意研究中心,把敦煌美术、敦煌学的研究成果梳理出来,和创意机构合作生产文创产品。据国家文物局数据,截至2017年底,敦煌研究院取得注册商标108 个,其他知识产权30项,全年文创产品销售额1708.3万元。(来源|读者报 作者|李崇寒 王进玉 铁乔 王丽 余玮 张九龙 吴娇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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